做殡葬师十六年，送别过上千人，三木把这份在生死边界上的工作，做成了一档影片频道。这一次他做客播客《远游的我们》，聊的不是身后事的实务，而是他自己：怎么走进这一行，为什么坚持讲下去，以及在一次次告别里，他对生死和人生重心的理解。
以下是这场对谈的精编。完整对谈已上线，想听原声可移步：Apple Podcasts · 小宇宙 · Spotify · 喜马拉雅。
误打误撞，走进这一行
瓜瓜：你从事这一行，到现在大概十六年了？
三木：对，日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公司每年到入职周年前一周，会给全公司发一封邮件，提醒大家给我写张电子贺卡。时间被这么反复提醒着，想忘都难。
瓜瓜：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，想过会做这么久吗？
三木：没有。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天生就想干这一行，都是误打误撞进来的。我 2005 年从北京来温哥华读书，那会儿没什么远大志向，就想着大学毕业、能自己养家糊口就行，走一步算一步。我爸很早就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，该跟你说的我都说了，该提醒的也提醒了，以后你要是走错了路、走得不顺，别回来怪我就行。这大概就是他的教育哲学。
一份原本只想着「养家糊口」的工作，后来成了他每天与告别相处的地方。有些路不是选出来的，是走着走着，就走成了自己的。
为什么把这一行讲出来
瓜瓜：是什么契机，让你开始做自媒体，把这些不太有人愿意提的事拿出来讲？
三木：疫情那两年，接触的人少，在家憋得慌，就想拍点影片做科普。这一行太小众，误解太多。人们一提殡葬，第一反应不是「这是个肥差」，就是「里面全是陷阱」，可真正了解它的渠道几乎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有一大拨人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，却不好意思开口，也不知道去哪儿问。那我就给他们一个频道：你不用跟我互动，我在这儿说，你在这儿听着就行。既满足了好奇，也护住了隐私。后来才发现，这样的人比我想象的多得多。
瓜瓜：很多人说很爱听你讲。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这种讲故事的能力的？
三木：我没什么才华，只是比较适合干这个。我讲的不是道理，是故事，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事。来听我线下讲座的人，有二刷、三刷的，我还见过四刷的。他们不是来听道理的，是来听故事的。至于怎么安排自己的身后事，你自己决定就好，别人说的都不算数。
男人怕失序，女人怕失伴
瓜瓜：你接触下来，华人在面对身后事时，最容易在哪儿没准备好？
三木：绝大多数华人对这件事，还是避而不谈的。男性的抵触尤其大，因为很多男人把自己定位成「家庭的立足之本」，怕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表面回避，背地里又偷偷去了解，只是不愿说出口。女性反过来，她们天生带着一种恐慌，因为绝大多数男性会走在女性前面，所以她们更愿意正面去面对，甚至替丈夫去打听。
瓜瓜：能讲个具体的例子吗？
三木：去年有位先生独自走进殡仪馆，说想看看骨灰盒，然后问我，加拿大能提前买墓地吗？按常理，回答能不能就完了。但我多问了一句：你问这个干嘛？他说儿子在多伦多，一年也不一定回来一次，他和爱人想把后事提前安排好。我没急着给他讲款式价位，只说，您先回去跟爱人商量商量。过了一阵，两口子一起来把事办完了。临走，太太跟我说，特别感谢我让他回来先商量。原来她心里早有这个想法，却一直不敢先开口。两个人，分开都想着同一件事，谁都不敢跟对方说。这些事，一家人把话先聊开，往往就是最难、也最该迈的第一步。
唯独劝不动我爸
瓜瓜：这些事你劝得动别人，劝得动自己家里人吗？
三木：我劝过无数人提前规划，哪怕只是交代一句话，都能说通，唯独劝不动我爸。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大概就是这个理。我妈走后，我把她的骨灰从北京带到温哥华安葬。刻墓碑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把另一半的名字也一起刻上、留空日期，将来再补。我试着跟我爸提了一句，得到的回答是：你把我的名字放上去，就是在诅咒我。一句话，把门全关上了。
瓜瓜：那之后呢？
三木：维持现状，没法再问了。但他这种做法，反而从侧面教育了我，不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。什么都不说、什么都不安排，只会留给孩子一片恐慌。这种恐慌既然落在我身上，我就不想让它再落到我孩子身上。
向死而生：换一个参照物
瓜瓜：送别了这么多人，这份每天面对死亡的工作，有没有改变你看自己、看家人的方式？
三木：两年前我送走一位大姐，五十九岁。临终前一周我带着花去看她，她说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了，又说有点遗憾，太年轻了。我跟她说，你换个想法，有多少人还没到五十九岁就走了。她的参照物，是那些活到七八十岁的人；可换个方向看，三四十岁、二十多岁就离开的人何其多。你看向哪里，决定你觉不觉得遗憾。我们时不时要换一下自己的参照物，换一换自己的位置。这套换个视角看人生重心的活法，是这份工作慢慢教给我的。
瓜瓜：你也讲过「父母在」这件事。
三木：父母走了以后，你就成了家里最大的那一辈，说白了就成了「孤儿」，不管你二十岁，还是六十岁。很多人一下子找不着北，因为你心里那个真正的「家」不在了。它不是一个地址，是一种状态：是你过年想都不用想就能回去的地方，是你一遇到难第一个打电话的地方。但话说回来，当你找不着北的时候，你也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北，成了你孩子第一个打电话的那个人。角色，就在这么个过程里悄悄换了。
我最大的遗憾
瓜瓜：帮别人办了这么多告别，你想过自己的吗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
三木：我送走了这么多人，却没能送走我自己的母亲。那时候赶上特殊时期，回不去，隔着摄像头、隔着影片，看了两年。很多人说我孝顺，知道把妈妈的骨灰接到温哥华、葬在身边。可这话说白了，人没了以后再做这些，意义不大，是做给活人看的，不是对她尽的孝。
瓜瓜：如果能回到刚来加拿大那一天，你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什么？
三木：别来。北京挺好。这不是说哪儿好哪儿不好，两个地方我都能适应。只是当你踏上海外这片土地，可能有一天就没法在父母床前尽孝。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相信今后还会发生在千千万万个海外游子身上。如果你也有这种顾虑，别走。
写在最后
整场对谈，三木没给任何「标准答案」。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：这些事，永远是你自己的想法最算数。如果它让你想起家里某件一直没敢开口的事，也许可以从最小的一步开始。不必立刻立遗嘱，先把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单写下来，让将来需要的人不至于抓瞎。把话留下，比把事一直扛着，轻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