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殯葬師十六年，送別過上千人，三木把這份在生死邊界上的工作，做成了一檔影片頻道。這一次他做客播客《遠遊的我們》，聊的不是身後事的實務，而是他自己：怎麼走進這一行，為什麼堅持講下去，以及在一次次告別裡，他對生死和人生重心的理解。
以下是這場對談的精編。完整對談已上線，想聽原聲可移步：Apple Podcasts · 小宇宙 · Spotify · 喜馬拉雅。
誤打誤撞，走進這一行
瓜瓜：你從事這一行，到現在大概十六年了？
三木：對，日期我記得特別清楚，因為公司每年到入職週年前一週，會給全公司發一封郵件，提醒大家給我寫張電子賀卡。時間被這麼反覆提醒著，想忘都難。
瓜瓜：剛進這家公司的時候，想過會做這麼久嗎？
三木：沒有。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天生就想幹這一行，都是誤打誤撞進來的。我 2005 年從北京來溫哥華讀書，那會兒沒什麼遠大志向，就想著大學畢業、能自己養家餬口就行，走一步算一步。我爸很早就跟我說過一句話，我記到現在。他說，該跟你說的我都說了，該提醒的也提醒了，以後你要是走錯了路、走得不順，別回來怪我就行。這大概就是他的教育哲學。
一份原本只想著「養家餬口」的工作，後來成了他每天與告別相處的地方。有些路不是選出來的，是走著走著，就走成了自己的。
為什麼把這一行講出來
瓜瓜：是什麼契機，讓你開始做自媒體，把這些不太有人願意提的事拿出來講？
三木：疫情那兩年，接觸的人少，在家憋得慌，就想拍點影片做科普。這一行太小眾，誤解太多。人們一提殯葬，第一反應不是「這是個肥差」，就是「裡面全是陷阱」，可真正瞭解它的渠道幾乎沒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發現有一大撥人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，卻不好意思開口，也不知道去哪兒問。那我就給他們一個頻道：你不用跟我互動，我在這兒說，你在這兒聽著就行。既滿足了好奇，也護住了隱私。後來才發現，這樣的人比我想象的多得多。
瓜瓜：很多人說很愛聽你講。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有這種講故事的能力的？
三木：我沒什麼才華，只是比較適合幹這個。我講的不是道理，是故事，都是發生在我身邊的真事。來聽我線下講座的人，有二刷、三刷的，我還見過四刷的。他們不是來聽道理的，是來聽故事的。至於怎麼安排自己的身後事，你自己決定就好，別人說的都不算數。
男人怕失序，女人怕失伴
瓜瓜：你接觸下來，華人在面對身後事時，最容易在哪兒沒準備好？
三木：絕大多數華人對這件事，還是避而不談的。男性的牴觸尤其大，因為很多男人把自己定位成「家庭的立足之本」，怕離開這個世界，所以表面迴避，背地裡又偷偷去了解，只是不願說出口。女性反過來，她們天生帶著一種恐慌，因為絕大多數男性會走在女性前面，所以她們更願意正面去面對，甚至替丈夫去打聽。
瓜瓜：能講個具體的例子嗎？
三木：去年有位先生獨自走進殯儀館，說想看看骨灰盒，然後問我，加拿大能提前買墓地嗎？按常理，回答能不能就完了。但我多問了一句：你問這個幹嘛？他說兒子在多倫多，一年也不一定回來一次，他和愛人想把後事提前安排好。我沒急著給他講款式價位，只說，您先回去跟愛人商量商量。過了一陣，兩口子一起來把事辦完了。臨走，太太跟我說，特別感謝我讓他回來先商量。原來她心裡早有這個想法，卻一直不敢先開口。兩個人，分開都想著同一件事，誰都不敢跟對方說。這些事，一家人把話先聊開，往往就是最難、也最該邁的第一步。
唯獨勸不動我爸
瓜瓜：這些事你勸得動別人，勸得動自己家裡人嗎？
三木：我勸過無數人提前規劃，哪怕只是交代一句話，都能說通，唯獨勸不動我爸。外來的和尚好唸經，大概就是這個理。我媽走後，我把她的骨灰從北京帶到溫哥華安葬。刻墓碑的時候，很多人會把另一半的名字也一起刻上、留空日期，將來再補。我試著跟我爸提了一句，得到的回答是：你把我的名字放上去，就是在詛咒我。一句話，把門全關上了。
瓜瓜：那之後呢？
三木：維持現狀，沒法再問了。但他這種做法，反而從側面教育了我，不要這樣對自己的孩子。什麼都不說、什麼都不安排，只會留給孩子一片恐慌。這種恐慌既然落在我身上，我就不想讓它再落到我孩子身上。
向死而生：換一個參照物
瓜瓜：送別了這麼多人，這份每天面對死亡的工作，有沒有改變你看自己、看家人的方式？
三木：兩年前我送走一位大姐，五十九歲。臨終前一週我帶著花去看她，她說看見你我心裡就踏實了，又說有點遺憾，太年輕了。我跟她說，你換個想法，有多少人還沒到五十九歲就走了。她的參照物，是那些活到七八十歲的人；可換個方向看，三四十歲、二十多歲就離開的人何其多。你看向哪裡，決定你覺不覺得遺憾。我們時不時要換一下自己的參照物，換一換自己的位置。這套換個視角看人生重心的活法，是這份工作慢慢教給我的。
瓜瓜：你也講過「父母在」這件事。
三木：父母走了以後，你就成了家裡最大的那一輩，說白了就成了「孤兒」，不管你二十歲，還是六十歲。很多人一下子找不著北，因為你心裡那個真正的「家」不在了。它不是一個地址，是一種狀態：是你過年想都不用想就能回去的地方，是你一遇到難第一個打電話的地方。但話說回來，當你找不著北的時候，你也已經變成了別人的北，成了你孩子第一個打電話的那個人。角色，就在這麼個過程裡悄悄換了。
我最大的遺憾
瓜瓜：幫別人辦了這麼多告別，你想過自己的嗎？最大的遺憾是什麼？
三木：我送走了這麼多人，卻沒能送走我自己的母親。那時候趕上特殊時期，回不去，隔著攝像頭、隔著影片，看了兩年。很多人說我孝順，知道把媽媽的骨灰接到溫哥華、葬在身邊。可這話說白了，人沒了以後再做這些，意義不大，是做給活人看的，不是對她盡的孝。
瓜瓜：如果能回到剛來加拿大那一天，你會跟當時的自己說什麼？
三木：別來。北京挺好。這不是說哪兒好哪兒不好，兩個地方我都能適應。只是當你踏上海外這片土地，可能有一天就沒法在父母床前盡孝。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，我相信今後還會發生在千千萬萬個海外遊子身上。如果你也有這種顧慮，別走。
寫在最後
整場對談，三木沒給任何「標準答案」。他反覆說的一句話是：這些事，永遠是你自己的想法最算數。如果它讓你想起家裡某件一直沒敢開口的事，也許可以從最小的一步開始。不必立刻立遺囑，先把一份屬於自己的清單寫下來，讓將來需要的人不至於抓瞎。把話留下，比把事一直扛著，輕得多。